高端人才“内流”取决于制度环境改善

能不能留住人,并非取决于某个人包括地方首长的意图和作为,而取决于该地方的整体环境,主要是制度环境。

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、贵州大学校长郑强针对西部“人才饥渴”,但又吸引不来高端人才的现状,发出感慨:“在教育部和贵州省支持下,贵州大学开出了每引进一名长江学者,给予120万元年津贴,一名院士给予180万元的优厚条件,还提供科研平台和经费,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,都没有一个人报名。”

郑强提出,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滞后是吸引不了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,希望“国家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,鼓励引导人才到西部干事创业,特别是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,同时,西部地区也要为人才创造更多的平台和机会,采取事业留人等办法把引来的高端人才留住”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人才流动和分布发生巨大变化,本来沿海发达地区人才储备就较内陆地区雄厚。随着不同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,内陆人才进一步向沿海流动,导致西部地区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匮乏。这样的状况不仅出现在贵州,在内陆其他省份也不同程度存在。

就事论事,国家投入不足或者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确是主因。否则,李克强总理也不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“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%以上,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”。地区间的不平衡也确实需要中央政府采取特别政策。问题在于,靠国家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内陆地区的吸引力?“一名长江学者给予120万元年津贴,一名院士给予180万元”,要说力度也不算小,真正让高端人才不愿或不敢来的,应该还是“机会成本”太高。

近年来,全国人才向沿海地区尤其是两个特大型城市——北京和上海集中的趋势十分明显,其中就有国家政策原因。城市功能不断拓展、资源高度积聚,导致大量机会向这两个城市转移。在高端人才的名义收入上,内陆地区可以向沿海地区靠近,但就各种机会而言,就难以看齐了——光是一年到头发达地区召开的学术论坛,其开支内陆地区财政就难以支撑。郑强代表谈到加强高等教育的重要性,其中包含的就有整体环境改善、机会增加这些实质性的突破。

不过,靠国家加大倾斜力度虽然有助于改善内陆地区状态,但除非像过去成建制地搬迁高校,否则真没办法短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。更何况,“庙搬成了,也不一定能留住和尚”,越是高端人才越是需要更大的自主空间。一个地方如果权力运作盛行,关系网络绵密,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“东拉西扯”之上,恐怕就不是高端人才来不来,或者来了能否发挥得了作用的问题,而是一段时间之后,会不会被消磨得不成其为高端人才的问题了。

郑强代表提出中西部地区要用“事业留人”,话虽不错,但多年经验证明,笼而统之地谈“事业留人”,最后总是难以奏效。因为能不能留住人,并非取决于某个人包括地方首长的意图和作为,而取决于该地方的整体环境,主要是制度环境。今日中国尤其是不那么能吸引人才的地方,几乎每个人都能察觉体制压制人才发挥作用的现实状况,最后只能停留在“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加大”和“地方也要有所改进”的泛泛之论层面,动弹不得。

制度强于个人,在高端人才引进方面,要比其他任何方面表现得都更加明显,也更加让人无奈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到中国改革走到现在,容易的部分都已改了,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,深入改革只能依靠“倒逼”来推进,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说,内陆地区对高端人才特别饥渴,那这种饥渴是否能够带来对于制度环境改善的“倒逼”呢?大家期待着。

标签: 海外高层次人才 海归创业环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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